濮之珍 | 比翼双飞 ——我与孔阳【“一个人的40年”专栏之三十七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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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翼双飞 ——我与孔阳

濮之珍 |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

本文系《探索与争鸣》公众号“一个人的40年”专栏专稿

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

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

【编者按】时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《探索与争鸣》微信公众号于2018年初，开辟“一个人的40年”专栏，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学人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的心路历程，描绘气象万千的当代中国，对过去中国以总结、对当下中国以启示、对未来中国以期冀。专栏推出以来取得良好反响，不少学界人士应征投稿，本专栏将陆续推出以飨读者。

2018年春，《探索与争鸣》杂志有幸多次访问濮之珍教授。本文系根据相关访谈整理而成。濮教授年届九十六高龄，而谈及往事，娓娓动听，思路清晰，并结合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加以展示，给访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濮教授深情回忆她同蒋孔阳先生比翼双飞度过的五十年岁月，介绍了两位资深学者数十年的治学体会，以及由家庭际遇折射出的中国社会的宏大变迁。

蒋孔阳、濮之珍先生一家

“千里姻缘一线牵”

我和蒋孔阳有一些共同点。我们两个人同岁，都是壬戌年出生，我是冬月，农历就是十一月，他是腊月，农历十二月，不过因为那一年农历有个闰月，所以有人就说我大他一岁，实际上我大他一个月（我是1922年12月，他是1923年1月）；我们两个1951年应聘进的复旦大学，还都在中文系；我们两个都参加了农工民主党，都是上海市政协委员；我们两个还都得了奖，他得过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奖“杰出贡献奖”，我比他晚，得的是上海市第一届语言学终生成就奖；我们两个都拿到了国务院的高等教育杰出贡献奖并得到“国务院特殊津贴”，因此同事们有时会说，我们是“比翼双飞”。

孔阳是四川万县人，我是安徽芜湖人，相距千里，怎么会跟他认识呢？我想简要说一说：1937年抗日战争，我那时读初三，跟随父兄逃难四川。我的大哥是金陵大学研究生，毕业后在南京金陵中学教书。因抗日战争，金陵中学搬到四川万县，所以我们全家逃难到万县，一家安定下来。大哥在金陵中学教书。父亲不久因病去世。我在金陵中学读书，中学毕业后考进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学校在重庆江津县白沙镇。

青年时代的濮之珍、蒋孔阳先生

1945年抗战胜利，我也大学毕业了。当时逃难来四川的人多，大家都想回老家，因为没有公路，没有铁路，只有船，而且是小船，交通不便，我们家一时走不了。我的老师台静农就推荐我到清华中学去教书，校址在重庆南温泉附近。政治大学也在南温泉附近，当时大哥已在政治大学教书。蒋孔阳本来是想考西南联大的，但是因为生病发高烧没有办法考，等到病好了，只有政治大学在招生，而且不要学费，他就考了政治大学的经济系。孔阳在经济系有个同班同学姓罗，过去他也是金陵中学的，是我大哥那时的学生，所以认识我。他想到中学里来看看我，就约孔阳陪着他一同到清华中学来看我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。

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，我们一家离开四川，回到安徽芜湖。孔阳和罗同学也毕业了，巧就巧在这里，他们同时分到芜湖的银行来实习三个月。“千里姻缘一线牵。”他们是客人，我们是本地人，我哥哥又是他们的老师，两人就常到我们家里来玩了。罗比较能干，蒋比较内向，话不多。三个月后，他们实习结束，罗分到南京的银行,蒋先生分到镇江的银行。因胡老师推荐，我已在南京明德女子中学教书。孔阳就开始给我写信了。从1946到1948年，写了很多信给我。那时每个星期差不多礼拜六他就来看我，我们一同到玄武湖、中山陵、鸡鸣寺等地游玩，相互友好，有感情了。

 蒋孔阳先生与濮之珍先生的通信

1948年秋，我考取了中央大学（现南京大学）中文系研究生，导师胡小石老师。孔阳也常来看我，写信给我。他来看我时，有时也去旁听课，并拜见宗白华老师、胡小石老师。

胡小石教授给濮之珍先生的信

后来，他应林同济教授邀请，去上海海光图书馆工作了。这样他在上海海光图书馆工作，我在中央大学读研究生，分开两地，那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，南京生活不安定。到了1948年圣诞节，我们在海光图书馆大厅举行了结婚礼，来了不少亲友和同学贺喜。

应聘复旦，教学相长

1951年我研究生毕业，应聘复旦中文系，后来孔阳也应聘复旦新闻系。1952年院系调整，他也来中文系了。他在文学组，我在语言学组。那时我们还是两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。后来我们是在“教学相长”中成长起来的。

我觉得复旦当时的学风很好，对年轻教师好。复旦每年校庆时，就鼓励教师能够有论文作报告，我们青年教师写论文参加学术报告，只要你论文写得好，学校校报就给你刊登出来。所以一到校庆他也写，我也写，写出论文来大会上作报告，然后学报发表，这对我们鼓励很大。我们一些论文就是这样写出来的。另外我们对教学认真努力，一面教学，一面科研学习，是教学相长的。如他教“文学概论”，就写了《文学的基本知识》和《论文学艺术的特征》两本书。我教“语言学概论”，结合教学我也写了一本语言学理论方面的书，《语言》。这本书是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《汉语知识讲话》丛书的第一本。开始是一篇篇论文，后来两个人都出版书了。我们出书比较早，50年代就出书了。我们上的两门概论课，开始叫“引论”课，被朱东润先生戏说我们家是“双引楼”。后来他为高年级上美学课，我教中国语言学史课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鼓励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我觉得对我们是有帮助的。我认为研究学问材料很重要，学习理论也很重要，没有理论分析不容易在学术上深入。孔阳和我教书也好，写书也好，都注重理论的学习研究，他早年写《文学的基本知识》，老年写《美学新论》，就是运用理论对美学进行系统分析。孔阳写的书，后来出了六卷本《蒋孔阳全集》。前四卷是他自己编的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），第五卷我编的。第六卷找朱志荣先生编的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）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开始上中国语言学史课。当时复旦中文系设有“语言专门化”课程。我们感到学习“语言专门化”课程的同学，理应对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历史有所了解。教研组要我开课，这是门新课，我就开始学习备课了。

我是从学习备课中，了解到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的不同看法的。国外语言学界认为中国古代史没有语言学研究。这种看法也影响中国语言学界，如王力先生《中国语言学史》书中，就认为中国古代只有为经学服务的“语文学”，没有“语言学”。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实际的。因为汉代就有语言学家、语言学专著。如西汉时代的扬雄《方言》，东汉时代的许慎《说文解字》等，因此我写了《书王力先生<中国语言学史>》后寄《中国语文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64年第6期刊登了。后来王力先生来上海，我和高天如先生同去拜访，王力先生也笑着说：“中国古代是有语言学的。”

许慎在《说文》序中说：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。这里就科学地指出语言的社会本质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。又如他分析出汉字的“部首”至今还起作用。又如扬雄，他亲自调查汉代当时方言，分析出语言里有古语、今语、外来语等。可见中国古代语言研究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重要部分，我们应好好学习研究，并发扬光大。

八十年代：我们一家的最佳时期

文革时期，孔阳受到批判，不能上课教学。四个孩子，三个下放农村，一个去了工厂。1978年改革开放，蒋孔阳重新教书，我们的四个孩子先后考上了大学，一家很开心。如我的二女儿蒋红16岁初中毕业下放，在农村十年，改革开放后她考进复旦中文系。复旦中文系毕业，又考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读研究生博士，毕业后在大学教书，现在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终身教授。我们家几个孩子那时候真不容易，后来都先后考进大学了，还读了研究生，现在都很好。改革开放让我们一家得益很多。

1980年，中文系安排蒋孔阳到日本神户大学当交流学者。他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很高兴，就跟我讲：“之珍，我的问题解决了，不然不可能让我到外国去。”当时，他的身体不好，我一直送到北京，把他送上飞机。神户大学副教授山田来接孔阳，见到我是语言学教师，就想请我同去。孔阳走了，我老不放心他。第二年，也就是1981年2月份，我也应邀到了神户大学。

我们到了神户大学，学校提供了住房，生活安定。他上文学课，我上语言学课，同学们学习很好。那个时候国家规定，复旦发的工资给我们自己，神户大学给的工资要到领事馆上交国家的。神户大学老师客气，请我们吃饭，因手中钱不宽没有回请。他们开始不明白，后来知道这个情况，我就自己烧菜请他们在家里吃。

我们在神户大学除教书外，还参加一些有关的会议，如参加有关语言、文学方面的会议。我们不但在神户大学，后来也到过京都大学、东京大学、日本的大阪外国语大学，跟他们懂中文的老师进行交流。日本同学学汉语的人多，日本的老师对我们态度也好。

我因为在国内教学比较忙，要开会，时间少，到了神户大学只是上课，时间反倒多了。我就开始搞语言学史。神户大学那时已有复印机，我就利用复印机，复印收集了不少有关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资料。

1982年10月从日本回国后，后来复旦中文系也请日本老师到复旦来上课、交流。回国以后我还写过文章，介绍日本的汉语教学。孔阳为中文系高年级开美学课。我为语言专业开中国语言学史课。1982年，我们开始招研究生了。他在美学方面写了很多论文，先后出版了多本书。后来出版了六卷《蒋孔阳全集》

1983年，蒋孔阳担任了中文系的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，1984年担任美学研究室主任。1983年还有一个大事情，就是他和我两个人都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，我不但是政协委员，还担任了副秘书长。1985年蒋孔阳还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成员，这对他是个很大的鼓励。

1986年，我被载入《中国现代语言学家》，孔阳的《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《德国古典美学》又荣获社联优秀著论奖。

1987年我的《中国语言学史》正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中国语言学史这门课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。“文革”时课不上了。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又正常上课。《中国语言学史》这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，1999年5月再版，其后多次再版。

1988年8-9月，孔阳应邀赴英国诺丁汉大学参加第十一届国际美学会议。蒋红从美国去，一同参加国际美学会议。八十年代，孔阳还出版了两部美学论文集，一本是《美学与文艺评论集》，一本是《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》，收录了80年代他发表的重要的美学文章。

八十年代是我们家最高兴、开心的时代，实在是个最佳时期，我们整个家庭的最佳时期。

 晚年的蒋孔阳先生与濮之珍先生

我和孔阳的最后十年

1991年孔阳与朱屺瞻、朱践耳同获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，我们俩还得到国务院高教杰出贡献奖，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后来他担任了美学学会会长，我担任了第三届的语文学会会长。孔阳还和朱立元先生一同主编《西方美学通史》七卷本。

1991年7月—10月，因为第二个孩子蒋红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毕业，我和孔阳一同去了美国参加她的毕业典礼。后来又去了俄亥俄州立大学、哈佛大学访问，并作了学术报告。孔阳讲的是“唐诗的美学特征”，我讲的是“中国古代语言学”。回国后，在上海市政协《联合时报》我先后发表访美国观感的三篇文章“旧金山掠影”“在明尼苏达”和“万里行程万里情”。

1992年，我带领研究生、青年教师，一同编写了《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》。中国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、遗产丰富。可是，历代史书中的“儒林传”中却少有语言学家的传记，如写第一本韵书《切韵》的陆法言，写《中原音韵》的周德清、首创三十字母的守温等。他们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很大，而史书上却无传。因此，我主编，和研究生、青年教师一同编写了一本《中国历代语言学家评传》（199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），从古代到清代50位，为语言学家树碑立传，以弘扬他们在中国语言学上的贡献。

1994年我和孔阳两个人荣获复旦大学的比翼双飞奖，这也是我们几十年的写照！复旦全校评了两对“比翼双飞”，理科评的是谷超豪、胡和生。1998年1月，中文系还给蒋孔阳、濮之珍教授从教50年开过一个庆祝会。孔阳在会上发言时说，他和我相依为命。

孔阳身体不太好。1995年开始又患了帕金森病。去医院看病，医生说帕金森病病因还不清楚，目前还没有特效药，吃点药可以缓解，但要当心护理。从此生活上，我们更关心照顾他。有什么事，我总和他一同去。1997年扬州大学约请他去开美学方面的学术会议，我就陪同他去。我们是先到南京，特地去了中山陵、玄武湖、鸡鸣寺等处。回想起1947年，那时我们是青年，现在已是1997年，故地重游，感慨万千啊！

后来，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他的选集《美的规律》时，提出要他在卷首写点什么，他就写下这一段：“1947年，余与之珍，游南京灵谷寺，探无梁殿、登灵古塔，读綦毋潜诗：‘塔影挂青汉，钟声和白云’而善之。1997年，余复与之珍游灵谷寺，塔仍在而人老迈已不能复登矣。相与叹惋而归，是为记。”后来我又用毛笔写下了这段话，放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孔阳的书房里。《美的规律》这本书的前头也刊登了这段话，并注明“孔阳文，之珍书”，以为纪念。后来到了扬州大学参加会议，他的发言是我代读他的发言稿。总算平安归来。

当时，中国作家协会还曾安排孔阳去杭州休养，我陪同他去。那时巴老（巴金）也去杭州休养，孔阳去看望他。巴老很关心孔阳的身体。1998年春天，上海市委组织部安排上海市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常委去海南，孔阳也和我同去，沿途对他照顾，那次他很高兴，没想到，这竟是我们俩最后一次出游了。回来后，夏天他在家不当心跌跤，就生病住院了。这么一住院，住了近一年，他去的时候是走去的，后来长期住下来以后就无法站起来了。我每个星期去六天，天天早晨起来就到医院去，到晚上回来，就星期天休息一天，换小孩子去。他这个人性格温和，跟医生也不多说话，也没有什么要求，总是安静、平和地配合治疗，医生都说他能忍痛。只是在病情比较稳定那段时间，在医生查房时他常询问：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回家。

到了1999年过春节，他基本上好多了，复旦的老师、同学也常常有人去看他。我们结婚50周年纪念日时，孩子们送来了双层大蛋糕、水果、鲜花，我们请医生、护士一同吃。这段时间，我充满了希望，对他说：孔阳，我们手牵手走向新世纪。

想不到，好景不长，1999年5、6月份，孔阳病情复发，高烧不退，药物无效，医生束手无策。他真的走了！

孔阳去世后，我最难忘的是他那想回家的依恋眼神，最心碎的是那句说了多次的“我和你一同回家”。我好后悔未能接他回家，写了《我和你一同回家》以为纪念。

孔阳逝世后，追悼会到了近300人，大家感叹他走早了，舍不得他走。亲友、学生、朋友、同行专家写了不少怀念的文章。复旦为他开了多次学术纪念会。如2000年6月，复旦大学为他开了“蒋孔阳美学思想与新世纪美学研讨会”。不少同行专家与各校师生到会。为了让他的学术思想继续发挥作用，我把他的稿费、学术成果奖金捐献出来，在复旦领导和校友的支持下建立了“蒋孔阳美学研究基金”。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派人来我家，要请蒋孔阳入馆，我捐赠了他的书桌、书橱、座椅、躺椅和近千本书。后来他们在文学馆布置了一个孔阳的书房，并召开学术讨论会，我和几个孩子也去北京参加了。

濮先生和孔阳先生的弟子们一起看望孔阳先生

孔阳走了，我和几个孩子十分悲伤，至今仍想念不已。新房朝南的房间，我们为他铺了床，窗前有书桌，书桌上也满是书。客厅里挂着他的大照片，摄于洛阳牡丹园，客厅两边全是书橱。我和孩子有什么事，也会上柱香跟他说说话。比如上次中文系建系百年，我就对他说：孔阳，我们一起去！照片上的他微笑地看着我们，像平时那样亲切谦和！

孔阳内向，话不多，但想得多。他为人谦和，对长辈敬重，如对朱光潜、宗白华老师，对同辈友好，对青年人他关心帮助，为不少青年作者都写过序。他对研究生很亲切，他的研究生，生前故后都对他好，有时来看我也念念不忘会上柱香。

大概是八几年的时候，蒋孔阳写了一篇散文，写他坐在复旦九舍，外面是个小花园，他看到花园里有阳光有绿草，就觉得即使是秦皇汉武，也超不过阳光跟绿草，他觉得人生应该像阳光跟绿草，对人有贡献，把生命和美奉献给人间，要这样才对。现在，举国庆贺改革开放40年。祖国发展得这么好，国泰民安，国际上也在友好交往。我和几个孩子们也好。我想孔阳在天之灵，也会安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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